1958年，毛泽东提出选拔“具备一定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思维敏捷”的人才担任秘书。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委派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兼任自己的秘书一职。

李锐

“所言无足轻重，你们各自撰写一篇文章，三天内完成。”

三天后，林一山完成了两万字的撰写，李锐也贡献了八千字的文稿。在文中，他如此表述：“三峡水电站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技术难题，可以说无一不远远超越了当今世界的技术前沿。固然这并未令我们感到畏惧，然而问题在于，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最终，在毛泽东的裁定下，这场辩论以李锐的胜利告终。

“恐怕不妥，我目前正忙于水电业务！”

毛泽东言：“不过这是兼职罢了！”李锐无奈，只得应允。

毛泽东

自1958年7月起，全国各地纷纷传来“高产卫星”的喜讯：河南小麦亩产高达7320斤，福建花生更是亩产过万……真可谓是“人有多大志向，地就能产多少物”。毛泽东同志特地与李锐同志进行了深入谈话，期望当年的钢铁产量能够实现翻倍。经过李锐同志的认真调研，他认识到，在工业全面跃进的背景下，电力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而这一状况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实现钢产量翻倍的目标实属不易。

7月7日，李锐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不仅详实反映了东华地区电力供应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巧妙地表达了某种含蓄的观点。

有些事情或许可以尝试“硬碰硬”，然而，有些问题即便“硬碰硬”也难以奏效。众人固然都全力以赴，但计划中鲜少有“留有余地”的考量。人们普遍不愿过多倾听困难的声音，而这些困难之言往往也让人难以启齿。至少，先给自己戴上“中游”的帽子，才能更顺畅地展开讨论。

毛泽东阅读李锐的信件后，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当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武昌举行了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将李锐召至其住处进行交谈。李锐向毛泽东提问：“您自幼生长在农村，并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为何会对亩产万斤、数万斤粮食的说法深信不疑？”

毛泽东考察武钢

毛泽东回应道：“我曾阅读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论述，其中提到若充分运用太阳能，一亩土地便能产出数万斤粮食。我对科学家的观点深信不疑。”

李锐长叹一声，感慨道：“您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闻言，不禁哈哈大笑。

李锐的这一言论当时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有所介意，反而露出了笑容，这充分表明他对“大跃进”运动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随后的会议中，中央决定将原定1959年的钢铁产量目标从2700万吨下调至2000万吨。

1959年1月26日，李锐再度挥毫，撰写了《配角万岁》一文。在文中，他深情地倾诉道：

舞台上，戏份分明，主角与配角各司其职。若仅有白娘娘而缺少小青，便无法完整演绎《白蛇传》的故事；在火车行驶的轨道上，司机与司炉同样不可或缺，仅有司机而无司炉，火车亦无法顺利启程；至于军事领域，司令员固然重要，但若无后勤部长的支撑，战争亦难以为继。

本文旨在剖析自“大跃进”时期起，工业生产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各方竞相制造大型产品、主机和关键部件，而忽视了对配件的关注，导致主机与配件的生产比例失衡。文章对这种过分强调主体、轻视辅助，以及过分重视重量级产品而忽视轻巧型产品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1958年，河钢承钢的1号高炉——一座容积达100立方米的大型高炉——宣告落成。

1959年三月，李锐对钢铁年产量达到2000万吨的目标持保留意见，遂再次致信毛泽东。在信中，他强调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必须下调并切实执行，以确保不影响整体大局。李锐进一步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宁为少而精，不为多而滥”，以此阐述“高指标”策略的不可取之处。

此次，毛泽东欣然采纳了李锐的建议。李锐深受鼓舞，遂致第三封信于毛泽东。信中所述问题更为尖锐，诸如1958年“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某些负面影响，“对于某些问题，人们不敢大胆提出质疑，唯恐偏离总路线，甚至引发立场上的争议”等。

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李锐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道：“李锐曾给我写了三封信，我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思维清晰。李锐有出席这次会议吗？”

李锐身处会场后排，听闻毛泽东的呼唤，立刻起身响应。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指示：“你为何总坐在后排？来，坐到前面来！你给我的三封信件，对我帮助良多，我甚是感激，这既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感谢。”

毛泽东

李锐未曾料到自己竟会得到毛泽东如此独特的赞誉。会议落幕之后，有人半开玩笑地打趣道：“你如今可谓是声名鹊起，红得发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