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叶剑英的故乡，是他长期生活、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广东留下了叶剑英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他的追求和向往，留下了他的忧伤和欢乐，也留下了许多反映他的传奇人生和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的故事。本文叙述的是叶剑英在广。东与名人、要人有关的几则故事。

保卫孙中山

1919年冬，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返回广东。他本想追随孙中山革命，但那时孙中山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排挤，去了上海，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已出征到福建。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拒绝桂系军阀的拉拢，毅然离开广东，到漳州投奔粤军。

1920年秋，援闽粤军根据孙中山的指令，打回广东，驱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于1921年5月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这期间，叶剑英接受军政府副官长吴铁城的邀请，参加副官处工作。不久，由吴铁城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叶剑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他聆听了孙中山的就职演说，受到极大的鼓舞。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到达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他将大本营设在桂林，并在这里开展了教育改造旧军队的整军工作。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到了桂林，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任连副，参加整军工作。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颁布动员令，命令各军出师北伐。可是，受孙中山委托留守广东的陈炯明，野心膨胀。他不但与湖南军阀赵恒锡结成反对孙中山的联盟，阻挠北伐军通过湖南，对孙中山委托的留守后方接济北伐军的任务阳奉阴违，还派人刺杀积极接济北伐军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决定暂回广州坐镇以稳定后方。这期间，孙中山组建了海军陆战队，归新任江防舰队司令陈策指挥。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听到孙中山要回广州的消息，陈炯明在惠州制定了谋害孙中山的计划：一是杀害于途中，二是杀害于火车站。这两计都未达到目的后，就部署公开的叛乱。

孙中山是6月1日回到广州的。6月16日清晨，陈炯明的亲信、粤桂边防督办叶举断绝交通，占领要害机关，以4000士兵围攻广州观音山(即越秀山)前的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总统府顿时成了火海，孙中山急命60余人的卫队顽强抵抗。

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孙中山的秘书林植勉和参谋林树巍不顾一切，强架着孙中山走出越秀楼，冲出叛军的包围，向长堤天字码头奔去。

枪声四起，陈炯明叛军到处烧杀抢掠，羊城一片混乱。

当时，驻守在天字码头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打退了几股叛军的袭扰，还弄不清叛军作乱攻击的目标。叶剑英凭着自己学过炮兵的经验，判断出炮弹的落点在总统府方向，十分焦虑。他到海防司令部去见陈策，得知通往总统府的电话早就断了，情况不明，陈策急得团团转。于是，叶剑英和陈策商量决定派人去接应孙大总统。陈策下令派出几个小分队，从几个方向往总统府搜索前进，寻找孙中山的下落；同时命令叶剑英亲自带一个连守在码头岸边，随时接应孙中山登上宝璧舰。

市区内枪声越来越紧，浓烟滚滚。叶剑英眼望着总统府的方向，时刻挂记着孙中山的安危。过了一会儿，只见几个人护卫着乔装打扮的孙中山走了过来。叶剑英迅速迎上前去，配合卫兵护送孙中山一行数人，乘小艇登上停泊在江中的宅璧舰。这是一艘内河浅水军舰，武器装备较差，攻防能力较弱。当天下午，陈策和叶剑英等护送孙中LU转登永翔舰，第二天又改乘永丰舰。永丰舰后来改名为中山舰，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一艘有名的炮舰，抗战时期沉没，19g7年被打捞出水。

孙中山上永丰舰后，命令舰队移驻黄埔，并召集海军司令温树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陈策以及各舰长官开会，决定令北代军迅速回师戡乱，号召全军讨伐陈炯明。为配合北伐军回师，他还决定第二天亲率舰队沿珠江向广州市区挺进，狠狠打击叛军，“以保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

由于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告密，叶举调集大炮部署在珠江两岸，孙中山即下令各舰向白鹅潭进发。已升任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叶剑英，和宝璧舰舰长李芳一起，指挥全体官兵破浪前进。

在接近白鹅潭的时候，孙中山命令各舰开炮轰击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的叛军。叶剑英不但指挥，还亲自操炮、瞄准，一发发炮弹在观音山爆炸，顿时升起团团浓烟烈火。

叶举部署长堤、珠江岸边等地的部队，一齐向孙中山的舰队开枪开炮。一发炮弹首先击中永丰舰，紧跟其后的宝璧舰也连中两发炮弹，甲板上起了火。叶剑英和李芳从容站在甲板上，边指挥炮手开炮还击，边命令舵手全速前进，终于到达白鹅潭。

孙中…率领的舰队刚到达白鹅潭，叶举的部队即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舰队。入夜之后，整个白鹅潭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枪弹、炮弹划出一道道亮光，落在军舰四周，爆炸溅起的浪花四处飞溅开去，落在人们的脸上和身上。

叶剑英命令宝璧舰紧靠永丰舰，做好应付各种不测的准备。他的用意十分明白，那就是一旦永丰舰上出现意外，可以随时接应大总统孙中山，保卫他的安全。他命令士兵们：“严密监视，防止敌人偷袭旗舰。”

叶剑英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夜色迷蒙的岸上，晃动着一小股敌军，正向永丰舰发射炮火。叶剑英发现后，叫上几个士兵，随他一起乘小艇离开宝璧舰，悄悄接近敌人，突然发起猛烈进攻，将其击溃。

局势越来越紧急。而在这时，海军司令温树德又被陈炯明收买，公开背叛孙中山，使形势更加严峻。被困在永丰舰上的孙中山，电令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和总指挥许崇智班师返粤，急电在奉化祭奠其母亲逝世一周年的蒋介石返粤。李和许的远水不解近渴，蒋介石则很快来到永丰舰上，陪在孙中山左右。但因兵力不足，也只能在陈炯明、叶举部队的重重封锁中，焦急地等待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无遮无拦的军舰晒得像蒸笼一样。多日被困在水面上，士兵们身上白色的海军服变成了黑黄色，汗味和鱼腥味掺杂在。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因为被封锁，给养无法补充，缺米少盐，军心日渐不稳，不时有人开小差。宝璧舰的船体本来就小，又骤然增加了陆战队的人员，更加拥挤。白天烈日暴晒，夜冗蚊虫叮咬，处境越来越艰难。叶剑英既是大本营的参谋，又兼管海军陆战队，奉命率领宝璧舰和陆战队的官兵担负着巡逻的任务。

一个多月过去了，无论官兵们如何艰苦奋战，形势的发展仍然对孙中山不利。他指望返粤的北伐军屡屡失败，不得不向江西和湖南退却。眼看北伐军回师讨逆的愿望落空，孙中山遂召开各舰长会议，决定离粤赴沪。8月9日，孙中山乘炮艇转道香港去上海。

孙中在在广州蒙难的55天，叶剑英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率领士兵保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充分表现了他对孙中山的赤胆忠心。

敬佩周恩来

叶剑英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大革命期间。1924年9月初，在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公开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制定的新政策，为实现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奋斗。

就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力，叶剑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员、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正以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身份，活跃在广州军界、政界，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参加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来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LU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加指挥平息商团叛乱的作战。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了平叛作战。这次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是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先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到来之前，已经担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并亲自授课，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立即投入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向教职员工和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育他们不贪财、不怕死、精诚团结、救国救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宗旨，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日趋活跃，卓有成效。在办校和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或间接地交往，从周恩来的举止言谈中，深深感觉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产生了敬佩之情，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共党内有些同志认为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入党，因而使其愿望未能实现。

1925年1月，盘踞在东江流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依靠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段琪瑞的军事援助，纠集反动军队准备进犯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留守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是东征军的中坚力量。周恩来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军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他领导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和战时的宣传计划，在东征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征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张民达任师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第二师，隶属右路军，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第二师于1925年2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出发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叶剑英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并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向部队官兵讲明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励部队发扬猛进、猛攻、猛追、猛扑精神，奋勇进击。部队连战连捷，很快到达淡水城郊。叶剑英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情，制定了完善的作战方案，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拟定与黄埔军校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机敏周密的思考，使叶剑英受到启发和教育。特别是在作战中，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鼓励黄埔军校学生英勇杀敌的精神，更使叶剑英敬佩不已。淡水一战，革命军大获全胜，淡水转危为安。

艰难显奇才，困境识真知。叶剑英更深一层认识周恩来，是在淡水战役之后的白芒花镇。当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产生了激烈争论。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主张先打惠州。他们认为惠州是东江的支撑点，只要打下惠州，东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和参谋长叶剑英则力主对惠州围而不打，先以主力东进攻取潮汕，再回军取惠州。

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站在何应钦一边说：“攻克潮汕，这个意见好。不过要攻克潮汕，必须先攻克惠州。若先打潮汕，惠州之敌必倾巢而出，陷我于首尾应敌的处境。我军先打下惠州，就可以免去东征的后顾之忧。这是浅显的用兵之道，你们应该是懂得的!”

叶剑英仍然反对，他说：“惠州城有‘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之说，从来易守难攻，现在又有杨坤如的三四千人凭险防守。我军力量单薄，再加上连续战斗，官兵疲惫，后方的联络、供应有困难，一时难以攻下。洪兆麟、叶举部尚有两万余人，也离我们不远。我若先打惠州，他们就会来援，我军就会更加被动。要争取主动就得先追歼洪、叶部，直捣潮汕，然后回师，惠州自破。”

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说：“惠州固然难攻，但以攻克淡水的精神，可一鼓破之。如果孤军深入潮汕，则难免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针锋相对地说：

“潮汕是陈炯明军队的根据地，我们集中兵力打下那里，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不能算是孤军深入，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下，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认为暂时放弃惠州，集中兵力歼灭当面军事力量，夺取最后胜利，是正确的作战方针。虽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周恩来以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果断地支持了叶剑英和张民达的意见。加之总司令许崇智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支持叶剑英和张民达的主张，于是右路军乘胜追击，攻克海丰，横扫潮汕，占领兴宁、梅县。结果，困守在惠州城的杨坤如部，见大势已去，便自动献城，不攻自破。

战役的结果表明，叶剑英、张民达的意见是正确的。周恩来在白芒花镇争论的关键时刻反对蒋介石的意见，支持叶剑英等的意见，这就表明了周恩来坚持原则，具有雄才大略和深邃的智慧，使叶剑英由衷敬佩。

不让陈赓再“受委屈”叶剑英和陈赓是20世纪20年代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时东征的老战友。194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指挥解放广东的战役，率领二野第四兵刚、四野第十五兵团等主力部队向南挺进。9月3日，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在江西的赣州迎接叶剑英的到来。久别重逢，重任在肩，俩人都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并联名将广东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叶剑英考虑到自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地方的事情，难免分散精力，便向中央建议由陈赓统一指挥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一致赞同，表示坚决服从陈赓的命令。陈赓不负使命和众望，指挥大军一举攻破国民党的所谓“湘粤联防”，很快就解放了广州。10月14同上午，陈赓电告叶剑英：第四兵团先头部队己接近广州市郊，守敌刘安琪的第二十一兵团已向南逃窜，他已命令第四兵团不进广州，直接向佛山、三水、四会、高要方向追击……叶剑英赞扬地说：

“他这是把入城的光荣任务留给十五兵团。这个陈赓，虚怀若谷，大将风度!”

10月21日，叶剑英、方方等及第十五兵团负责人进到广州市。

陈赓指挥第四兵团以每天75公里的行程，连续5天追击，在阳江、阳春全歼国民党军的第二十一兵团，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10月27日，陈赓从曲江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情况和请示下一步的作战。得知陈赓要来，叶剑英让人在广州市东山找了一座原国民党官僚的公馆，一是让陈赓好好休息一下，二是作为他的临时司令部。

陈赓到达公馆后，看见房子宽阔华丽，内心很感谢叶剑英的精心安排。进入房后，随行人员安排住宿时叫苦不迭。原来不知是谁的疏忽，公馆内的家具全被搬走了，连一张床都没有。警卫员好容易找到一把椅子，十分疲惫的陈赓坐到椅子上，看着部下愁眉苦脸，无计可施的样子，哈哈一笑说：“不用忙了，赶快将地图铺在地板上，至于睡觉嘛，打地铺就挺好的，比山沟强多了。”按照陈赓的吩咐，参谋在地板上摆开地图，陈赓趴在地图上面研究敌情，夜里就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早晨，叶剑英、方方、邓华赶去看望陈赓。陈赓忙搬过椅子让叶剑英坐，自己和方方、邓华却站着。

“你也坐。”叶剑英坐下后，看到陈赓、方方、邓华仍然站着。再看看，整个屋里就只有一张椅，便站起来，到各个房间看了一遍，每个房间都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和床。

陈赓忙说：“别看了，快听我给你汇报吧。”

叶剑英问：“陈司令，你夜里就睡在这地板上?”

“不能睡?我的参座，这比初进上海的同志睡在大街上好多了。”

“你的身上可是有很多伤啊!”叶剑英说完看看方方和邓华。

方方不好意思地说：“不知哪个单位干的，把家具全搬走了。”邓华说：“太对不起你了，陈司令!你打到城边不进城，我们进来住下了，你来了却连张床也没有准备下，都怪我。”

叶剑英动情地说：“陈赓呀!我们在广州接管了原国民党137个政权系统，78个银行、工厂、仓库，83个电业、工厂单位，还有100多所大中小学和87个军队医院、仓库，竟让你这个多次负伤、为解放广州立下大功的人来到这里第一夜睡在地板上，实在太不应该了!”

陈赓说：“参座呀，你这样说我可就担当不起了。我只是临时在广州住几天，有无家具都无所谓，你们何必这样昵!”接着他还打趣道：“这样可以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尽管陈赓对他在广州的第一晚就睡在地铺这件事毫不在乎，但叶剑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他知道陈赓连续作战一个多月，而且身上几次负伤，是应该让这位功臣好好休息的。

同年12月初，陈赓指挥大军在廉江一带阻击桂系张淦兵团后，准备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向云南进军。为了筹备向云南进军的军需物品，陈赓再次来到广州，叶剑英事前特地叫人安排一处好房子让他好好休息。这时，朱光从长春调来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组织上给朱光安排了一栋房子，但他尚未搬去住。于是，叶剑英就指示将这栋房子打扫干净，配齐家具先让陈赓居住。陈赓在这里舒舒服服住了几天，暂时告别了疲劳。

12月份的广州，天气已经明显变冷。一天傍晚时分，气温开始下降，叶剑英边走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去看看陈赓，这次可不能再让他像上次那样受委屈了!”

叶剑英见到陈赓就说：“这次没有再睡地板吧?”

“谢谢参座的关心。”陈赓说，“这里睡得这么舒服，我真的不想回前线了。”

“那可不行。云南那边还等着你去指挥解放呢，我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留住你陈赓呀!”叶剑英说。

“让你参座说对了。”陈赓说，“所以你光让我睡好觉还不行，我这次可是来向你化缘的。”

叶剑英十分明白陈赓的意思，说：“讲吧，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陈赓：“我们在廉江把桂系张淦的兵团吃掉了，军委要我向云南进军，我需要一些军需用品。”

叶剑英：“没问题，你让人列个单子，我叫他们给你办。”

这时，叶剑英听见隔壁房子有人在争吵，原来是陈赓兵团的一名干部要求华南分局筹集数万双军鞋，但华南分局的一位干部表示有困难，双方各有理由，互不相让，便争了起来。叶剑英马上示意警卫员把他们喊过来，问清了情况后，对华南分局的那位干部说：“毛主席指示我，解放广州要依靠强大的第四兵团，广州解放后，要大力支援第四兵团向广西、云南进军。后方要服从前线，再大的困难也要想法克服。”

那位华南分局的干部说：“是，我们一定做到。”

叶剑英加重语气说：“这是大局，做不好就是失职!”

“没那么严重。我也是没办法才来化缘的，请你们尽量帮助解决。”陈赓笑着对那位干部说，然后又转向第四兵团的干部说，“这里刚刚解放，也有很多困难，你应该体谅。有些问题可以慢慢再解决。”

叶剑英：“你那里是前线，广州比你好办得多。”

陈赓朝那两个干部说：“你们去商量一下吧。”

随后，叶剑英指示有关部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为第四兵团配备了数万双军鞋，为陈赓部队进军西南提供了后勤保障。

“放跑”蒋介石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蒋介石于1949年5月逃到台湾后，仍妄图保住西南地区，建立以昆明、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

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1月14日，蒋介石又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解放军已对重庆形成包围之势。11月29目，蒋介石所住的林园附近枪声大作，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被迫连夜逃往机场，第二天飞抵成都。蒋介石的飞机刚刚起飞半小时，解放军就进入市区。蒋事后得知此事，心头一震，好险，差点当了俘虏。蒋介石到了成都住在中央军校的黄埔楼，更是如坐针毡，一日数惊。特别是12月7日，特务们截获了一份情报，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成功地策反了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由他组织了一支“捉蒋敢死队”，日夜派便衣在军校门前和蒋介石住过的励志社门前，进行监视，准备在蒋离开市区去机场的路上活捉他。

成都再也不能住下去了。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恐慌中从凤凰山机场升空。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真正成为“惊弓之鸟”。

这时，解放军十五兵团已经解放了广州，并且接管了飞机场，但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都在一个系统，互相很熟悉，所以无所顾忌。广州白云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

成都方面说：“是蒋总裁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问：“坐什么飞机?”

成都方面说：“3架运输机，总裁在第2架上。”

白云机场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就报告给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洪学智。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的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

他们说：“机场现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洪学智问：“你们觉得把握大吗?”

他们说：“没问题。”

“军中无戏言，你们把准备工作做扎实，我去请示参座。”

于是，洪学智到了叶剑英住的小楼。叶剑英正在找人谈话，洪学智请他出来，报告了情况。

叶剑英沉吟一会儿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洪学智说：

“有一个解放过来的飞行员，原是国民党空军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不错，他愿意执行这个任务。”

叶剑英说：“这是大事。”

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

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

洪学智说：“那就这么办吧。”

叶剑英说：“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洪学智说一声“好”，立刻去机要科发报给北京。

可是中央的指示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飞机就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也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先问洪学智：“北京有回音吗?”

洪学智说：“没有呀!”

“没有，就不能干”。

“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

“那样也不能干。”

“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

“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工”

“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

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司令就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洪学智只好放弃了打蒋介石的方案。蒋介石终于逃了一命，顺利地飞往台北。

荣毅仁早年留学美国，回国之后，协助父亲荣德生管理荣氏企业。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夕，当上海的一些资本家和荣家子弟纷纷出走时，荣毅仁却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毅然留在中国内地。1950年荣毅仁出席毛主席招待党外人士的宴会，他从“留存者”变为积极的“建设者”。在1957年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经陈毅市长提议，荣毅仁被选为副市长。1959年荣毅仁调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4年，中央军委在无锡市太湖饭店开会，叶剑英下榻锦园宾馆。叶剑英在锦园散步时，无锡市委秘书长介绍说：“叶帅，你们现在开会的太湖饭店，就是当年荣家开办的纺织学院。”叶剑英听了，对军委的同志说：“你们看，荣家就跟别人不一样。一般的资本家办纺织工业，不会自己办学校。荣家不但办企业，还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纺织专家和有用人才，这样的企业才能发展提高。荣家不是一般的资本家，有其独特之处。”叶剑英不但对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氏企业一直有较高的评价，而且也很看重荣毅仁这位荣氏企业的后代，看重他热爱祖国，跟定共产党，看重他的才干和人品。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时，从不乱说乱咬，宁可劳动赋闲，也不趋炎附势，远远躲开张春桥等“上海帮”。这些叶剑英都看在眼里。

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迎来了80大寿。这一天，在京的战友、亲朋和同志都来给他祝寿，称赞他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立下的新功。叶剑英豪情满怀，奋笔写下了这首名作《八十书怀》：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首诗豪迈豁达，思想深邃，意境独特，乐观向上。叶剑英博大的胸怀深深地打动了荣毅仁。荣毅仁特向叶剑英求墨宝，请他亲笔写下这首诗。叶剑英欣然命笔，并在诗的后面题字道：

毅仁老友留念

叶剑英

1977年5月15日

被叶剑英称为“老友”，这使荣毅仁感到亲切。他深深感受到党对自己的厚爱。他特意把叶剑英亲笔写的诗和题字精心裱装，和周总理照片一起挂在家里客厅的中间。

后来荣毅仁又得到一幅著名画家陆俨少的山水画：巍巍青山，披着落日的霞光，青山显得分外刚毅、雄伟、俊逸。这正是叶剑英《八十书怀》中“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意境。荣毅仁把这幅画送请叶剑英题字。叶剑英用毛笔在陆俨少画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几个字：

满目青山夕照明

叶剑英

1978年7月1日

“四人帮”打倒了，寒凝的中华大地，从此春色满园。中央领导同志日夜为国操劳，共商振兴中华大计。要振兴中华，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有用之才请出来。叶剑英几次找荣毅仁，鼓励他说：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要作好准备报效国家，并征询他对国内一些问题的看法，认为荣很有见地。

叶剑英经与邓小平、王震等同志商量，提名让荣毅仁出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时五届政协主席是邓小平。这是自“文革”以来荣毅仁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

1979年1月初，叶剑英住在广州市南湖宾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正带领一帮人在深圳等地考察调查，住在广州珠岛宾馆，荣毅仁也住在这里。一天，他们都去叶剑英住地看望他。聚谈时，叶剑英对荣毅仁说：“三中全会己发表公报，你能不能出来再多做点工作。”这正好说出了荣毅仁的心愿。“四人帮”白白糟蹋了荣毅仁从50多岁到60多岁的宝贵年华，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正想多多报效祖国!他向叶剑英表白了这一心迹。

当时，叶剑英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段话：“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还要考虑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荣毅仁在国际上有影响，熟悉经济，并有管理企业的实际经验，都赞成请他“出山”，为对外开放事业出力。

1979年10月4日，直属于国务院的国营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已82岁高龄的叶剑英和王震等，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一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还和大家合影留念，留下了中信公司第一幅珍贵的照片。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三十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特别是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来。

在1993年3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个曾是民族资本家的人，居然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拥有11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副主席，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又确是事实，简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荣毅仁的高度信任，深含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对荣毅仁的厚爱!

与廖承志拉钩打赌

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实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叶剑英和廖承志终生奋斗的目标之一，也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心愿。“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廖承志都已逾古稀之年，但仍然十分关注港、澳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他们两人经常一起接见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力促祖国统一大业。

1978年3月，叶剑英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廖承志当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港澳办公室主任。他们都积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祖国统一大业的作用，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廖承志作为叶剑英委员长的得力助手之一，在对台工作问题上，协助叶剑英精心策划，积极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湾当局尽管继续表示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的心理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台湾和海外侨胞要求互相往来，实现统一的潮流，是台湾当局想阻拦也阻拦不了的。台湾当局和某些高级人士及台湾各界的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出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

为了进一步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廖承志等人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于1981年9月30日向新华社发表讲话，向全世界公布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叶九条”。“叶九条”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和平为手段解决问题和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

“叶九条”是对台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普遍欢迎和赞成这九条意见。但在台湾也有人说这九条意见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统战阴谋”。对此，廖承志利用接见从台湾归来的人员、港澳工作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等机会，广为宣传，解惑答疑，消除顾虑，扩大影响。他于1981年12月23日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住天良能采访时说：“‘九条’的出发点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因此它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统战阴谋’，而是坚定不移的长期国策。当然，从‘九条’提出到统一，会有一个过程，也可能遭到曲折，但其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1982年11月20日，廖承志会见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把香港与台湾进行了比较，说：“台湾和大陆一定要统一，条件是按照叶剑英委员长说的九条去办。台湾和香港相似，但对台湾比对香港要宽大一些，他可以戴帽，香港总督的帽子要摘掉，香港治安基本靠香港警察，国防由我们负责。台湾不同，军队照样存在。”

1982年4月30日，叶剑英在北京住所和廖承志一起会见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为了让叶剑英熟悉客人，廖承志在会见前向他一一介绍了客人的情况。叶剑英听了说：“承志啊，我们都老了，还能不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呀?”

“叶帅，您身体还健康，能看到这一天的。”

“唉，难说啊，我感到身体大不如前啦。”接着，他便吟诵了宋代伟大诗人陆游用满腔热血写成的那首千古绝唱——《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廖承志说：“叶帅，我们争取能看到‘九洲同’那一天。要是真的看不到的话，如果你先去见马克思了，我来完成家祭告乃翁的任务；如果我们都去见马克思了，后人也会告慰我们的。”当时，两位老人感叹良久。

会见时，叶剑英对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们说：“我今年86岁了，廖公也75岁啦，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又搞了30多年建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咱们中国能统一，中华民族能振兴。”

一位海外台胞说：

“我今年80岁了，希望有一天叶帅能率领我们到台湾探亲。”

叶剑英深情地说：“我们是人同此心啊!”

1983年5月中旬，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汇报对台工作十二条，廖承志在夫人经普椿陪同下前往广州，与年高德劭的叶剑英共同筹划对台工作的锦囊妙策。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像小孩一般拉钩打赌，看谁有后劲，谁能晚一天登上“奈何桥”，能够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壮丽图景。廖承志含着泪花开怀想道：

“如果我有幸能够看见在香港悬挂了100年的英国国旗降下，升起五星红旗，由我们党来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这该是多么光荣和神圣的事业!”

叶剑英也欣然表示希望马克思给他们这个机会。

经普椿等听了两位老人的对话，百感交集，只有暗中祈祷上苍满足这两个老革命的愿望。

叶剑英和廖承志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执着追求和殷切期盼，令人敬佩不已。香港和澳门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顺利回归祖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炎黄子孙的骄傲，世纪的辉煌!如果叶剑英和廖承志知道这件事，该会是多么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