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35年之前，中国仍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实际增速可能维持在5%-6%。 ”11月23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第十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直面中国经济潜力与实际增速的“落差”问题。 他比喻道：“一种植物能长多高是基因决定的，这是潜力；但实际长多高，要看气候、土壤和水份。 ”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来源于“后来者优势”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以更低成本和风险加速产业升级。 根据历史数据，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0%-30%时，它们曾连续20年保持年均8%以上的高增长。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22.6%，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仍处于追赶黄金期。

然而，这一潜力并未完全转化为实际增速。 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2%，2024年预期目标设定在5%左右。 林毅夫认为，差距主要来自两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压与内部信心的不足。全球经济增长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疲软。 美国年均GDP增速从1960-2008年的3.3%骤降至2008-2024年的2.1%，欧元区同期从3.1%下滑至1.13%。 这种“弱复苏”背景下，美国为缓解自身危机，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导致资本频繁跨境套利，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林毅夫特别警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狂热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高度相似，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持续升级。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超越美国，2024年达到美国的130%。 这直接触发了从“重返亚太”到贸易战、科技封锁等一系列遏制措施。 林毅夫分析，这一矛盾可能要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50%、经济总量为其两倍时才会缓解。 届时，中国东部沿海4亿多人口的人均GDP有望与美国持平，技术差距大幅缩小，美国将难以有效实施“卡脖子”手段。

针对国内“国进民退”削弱经济活力的质疑，林毅夫反驳道：“不是国有挤压民营，而是外部需求萎缩后，民营被迫收缩，国有不得不进场托底。 ”他举例称，中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曾推动出口年均增长24%，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骤减，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为稳就业、稳增长，政府不得不投资基建，2008年至今，中国高速公路从6万公里增至超18万公里，高铁里程超过4.5万公里。 这些项目不仅未挤压民企，反而为其创造了市场需求。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林毅夫指出关键误区：“经济增长看的是有效劳动力质量，而非单纯数量。 ”当前中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高于退休者的7年，整体劳动者平均教育水平持续提升。 参考全球53个老龄化经济体的经验，人均GDP并未因老龄化显著下滑。

如何释放剩余潜力？ 林毅夫提出需打破两大理论教条：一是“货币中性论”，认为超发货币必引发通胀。 但他指出，若资金投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反而能提升生产力；二是“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的机械限制，这一规则实为欧元区特定制度安排，并无普适经济学依据。 他强调，只要财政投资用于消除增长瓶颈、形成优质资产，且赤字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债务便是可持续的。

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具备独特优势：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每年远超发达国家的理工科人才供给，以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制度协同能力。 这些条件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换道超车”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