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隐蔽战线的激烈斗争中，既要深入敌人心脏展开战斗，还需从敌人的侦查机构中巧妙地将部分人“引渡”过来，构建起为我所用的反间谍网络。鲍君甫，便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从敌阵中“引渡”出的首位反间谍联络员。鲍君甫以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勇猛的胆识，曾多次将中共重要人物从死亡边缘解救出来，肃清了数名极其危险的叛徒和内奸，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关键情报，屡立奇功，为我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直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期间除少数几次短暂的移师上海之外，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始终扎根于上海。为确保中共中央及其组织的安全，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竭力策反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部分成员、帝国主义巡捕房的侦探，以及那些对中共抱有同情心、值得信赖或可被利用的人，力求将他们纳入我方阵营，构建起一套反间谍网络。鲍君甫便是中央特科在敌对势力的专业“反共”机构中成功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联络点。
偶然接近国民党特务
鲍君甫，1893年诞生于广东香山县的前山。1911年，他踏上了留学的征程，远赴日本。在东京完成中学学业后，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归国之际，恰逢五四运动的浪潮，他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不久，他再次赴日，于大阪市的日支经济通译社担任译员。次年，他重返上海，在一家由日本人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工作，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提供稿件。多年的留日经历，让他不仅精通日语，还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间习俗了如指掌，堪称一位真正的日本通。
1924年，鲍君甫正式踏入国民党的大门。他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方针，并热情投身于“五卅”反帝运动的洪流中。然而，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一场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鲍君甫因愤慨不平而遭拘捕，幸得国民党要人出面保释。
鲍君甫交际颇广，与日本通讯社、租界巡捕房及国民党高层均有密切联系，且与中共亦保持着联系。昔日，他曾为陷入困境的中共人士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转换失败】：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返上海。11月14日，重建中央特务科，先后建立一（总务）、二（情报）、三（行动）、四（通讯、交通）科，健全了特科机构。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国民党对中共特科的创立已有所闻，几乎在特科二科成立的同时，国民党建立正式的特务机关，名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主任为陈立夫。调查科原属党务机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长经历、动态等，另外也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自陈果夫接管国民党中组部后，便把调查科变成打击和镇压中共和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特务机构。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陈果夫与陈立夫，身为陈其美的侄嗣，深受其恩惠。蒋介石对陈其美所施之恩铭记于心，遂不遗余力地栽培陈果夫兄弟。陈果夫兄弟亦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其工作作风极具开拓性与创新精神。将党务机构转型为特务机构便是其鲜明例证。蒋介石对这一举措予以高度评价，视特务事业之兴衰为党国存亡的关键，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陈立夫雄心万丈，立志将特务组织推广至全国。组织成立不久，便派遣杨剑虹赴上海筹备特务机构的建立。
杨剑虹，广东人士，曾在“五卅运动”期间担任上海洋务工会的领导职务。此后，他追随国民党右翼势力，思想立场极端保守。与陈立夫结为酒肉之交，深受陈立夫的青睐，因而被纳入麾下，担任调查科采访股的干事。他以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在“五卅运动”期间，杨剑虹结识了同乡鲍君甫，两人情投意合，交往甚密，每逢相聚，无所不谈。不久，杨剑虹便向鲍君甫提议，一同投身国民党特务工作。
陈赓发展其为特科“鼹鼠”。
鲍君甫与中共的渊源，起源于“五卅运动”的风云变幻之中。彼时，鲍君甫已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搭上了桥梁，并与工人运动负责人顾顺章保持着私人友谊。在此过程中，他得以结识中共党员陈养山，并因陈养山的引荐，阅读了大量中共创办的报刊。正是陈养山的影响与感召，使得鲍君甫对中共有了深刻的理解，并在国民党内形成了较为“左倾”的政治立场。
杨剑虹试图说服鲍君甫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然而鲍君甫深知此事非同儿戏，若一意孤行，恐将得罪友人，甚至危及中共的安全。他深觉此事重大，遂决定先征询中共的意见。于是，鲍君甫找到了陈养山，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顾虑。陈养山亦认为此事重大，遂将此事上报给了陈赓。陈赓对鲍君甫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鲍君甫这几年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一致认为鲍君甫具有正义感，且基本倾向于中共，完全有可能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拢”过来，为我所用。在周恩来首肯后，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进行了会面，并正式确立了联络关系。
鲍君甫化名为杨登瀛，巧妙地潜入国民党特务机构，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常与杨剑虹及调查科首脑张道藩一同出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巡捕房等地。他急需一辆小车，特务机关便满足了这一需求，并配备了名叫连德生的保镖，此外，还派来了安娥（本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的妻子）担任他的秘书。连德生早年是上海电车公司的一名售票员，编号为222号，是一位具有强烈觉悟的工人。“五卅运动”期间，因领导电车工人罢工而声名鹊起。有一回，上海电车全线罢工，第52号无轨电车驾驶员在资本家的贿赂下，拒绝参与罢工，依然照常行驶。当车行至爱文义路西摩路口时，夜幕已深，连德生与另外三人手持枪械，强行登上电车，强迫司机立即停车，此事在上海引起了巨大震动。此后，他前往苏联，归国后加入了特科。连德生是中共党员，实际上充当了中共党组织与鲍君甫之间的联络角色。
1928年的七八月之际，杨剑虹因涉嫌贪污案件受到蒋介石的追责，最终因恐惧罪责而选择自尽。随后，国民党正式任命鲍君甫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鲍君甫由此跃升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掌门人。凭借这一身份，鲍君甫在为中共事业服务时，犹如猛虎添翼，能力大增。
鲍君甫之所以能够获得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的信任与重用，背后自有其独特的优势。陈立夫若欲在上海设立特务机构，实难做到名正言顺、随心所欲。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各派在上海均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蒋系国民党当时尚未取得主导地位；上海被划分为“华界”与“租界”，蒋介石的管辖范围仅限于华界。租界地带则沦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剿赤”虽是中外反动势力共认的政治目标，然而列强各有各的利益考量。在蒋系国民党尚未与租界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建立密切联系并获得充分谅解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行动不得不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不得公开进行武装活动。
鲍君甫被誉为“上海通”，正合陈立夫与张道藩之需。二人亦与鲍君甫私交颇深。每当陈立夫、张道藩在上海处理完公务，鲍君甫便会陪伴他们尽情畅饮、游玩，乐而忘返，回味绵长。在鲍君甫正式受命之际，调查科由张道藩掌管，而他则接替了陈立夫的主任一职。鲍君甫曾对张道藩有恩，此事虽心照不宣，不便公之于众，实则是一桩隐秘的政治交易。
张道藩，江苏南京人士，1897年诞生于贵州盘县，字称衡之。早年负笈英、法，专注于美术学习。1923年，他远渡重洋，在英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先在贵州担任国民党指导员，随后调入中央组织部。他以机警善辩著称，并对西洋习俗略有所通。调查科主任一职，因其有利于晋升国民党高层，被视为肥差，引来众多人垂涎。
其中一人与张道藩竞争尤为激烈，终成其政敌。张道藩遂向鲍君甫求助，欲将此政敌除去。鲍君甫才智过人，运用“寻隙挑刺、借题发挥、暗中打压”三计，轻松将张道藩的政敌击倒，使其永无翻身之日。张道藩因此得以平步青云，不久后晋升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1931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后当选为中央委员。1942年，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担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尽管他享尽荣华富贵，但其把柄亦被一位精明能干的办事人掌握。他不得不对鲍君甫有求必应，自觉成为鲍在国民党内的庇护者和依靠。
昔日之上海，半壁江山已被外国帝国主义所盘踞，中共中央的机关亦设在租界之中。鲍君甫欲在上海立足，不仅需“表里如一”，更须与租界的巡捕房维系良好关系。为此，鲍君甫倾注了大量心血。
“你认错人了！”这一事件给英巡捕房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登瀛虽非警备司令部正式成员，却能令司令部之人听从其调遣。”同时，他们对国民党上海当局的代表表示：“巡捕房不希望与杨登瀛之外的人士有所交往。”
鲍君甫，一位日语精通的日本问题专家。鉴于上海北四川路聚集着众多的日本驻军，对英国在该地的利益构成威胁，日英之间摩擦频发。在兰普逊与日本人的交涉与斗争中，鲍君甫的协助往往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巡捕房与鲍君甫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其依赖亦愈发深厚。
卧底建奇功
鲍君甫凭借其身份与地位，吸纳了众多特科人员，让他们在国民党警察局、侦探机构及宪兵队中担任要职。如此一来，敌方阵营中的特科“耳目”显著增多，国民党种种阴谋计划遂在中共面前无所遁形。国民党图谋逮捕中共同志，却往往被中共事先洞悉，使得敌人多次企图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更有甚者，部分中共党员背叛组织，陈赓便让鲍君甫出面指责他们与中共仍有勾结，称其为“假叛变”，从而借助国民党力量将叛徒绳之以法。
鲍君甫在营救被捕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方面，贡献卓著，无可比拟。1929年11月17日拂晓，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不幸于上海被捕，这是他投身革命以来第二次遭受牢狱之灾，被囚禁于帝国主义巡捕房的监牢之中。任弼时在被捕前，机智地吞没了随身携带的文件，敌人仅在其身上搜得一张月票。月票上记载的住址在火灾中已被焚毁，敌人对此心生疑窦，遂动用各种刑具，逼迫他供出真实姓名与身份。敌人对他施以电刑，在其背上烙下两个拳大的疮疤，但任弼时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真实信息。陈赓将任弼时的困境告知鲍君甫，并恳请他伸出援手。鲍君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径直向巡捕房声明任弼时是他属下的亲戚。巡捕房迅速将任弼时移交给上海公共租界公堂审理，最终以“危害国内安全”的罪名判处他40天监禁，于12月26日获释。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兼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不幸被捕，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机密文件的被抄。在鲍君甫的精心策划下，陈赓派遣特科人员刘鼎，他假扮成鲍君甫特别邀请的专家，对文件的真伪进行鉴定。刘鼎巧妙地将其中最为关键的文件认定为“赝品”带走，这不仅成功保守了党的秘密，还大大减轻了关向应所面临的“罪名”。
鲍君甫亦协助查明了叛徒，并参与了特科“红队”对奸徒的惩治行动。1929年8月24日午后四时左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以及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正于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会议，不料突遭租界巡捕和警察局便衣侦探的搜捕，与会六人悉数被捕。幸而周恩来因当天有紧急事务缺席，否则损失将更为惨重。巡捕和便衣侦探径直冲入会场，将与会人员悉数带走，显然是有人暗中告密。
在事发两小时前，鲍君甫得知中共内部竟有叛徒告密，将中共中央的要员出卖给敌人，遗憾的是他未能及时向中央特科发出警报。随后，他将这一消息告知陈赓：叛徒名叫白鑫，经过一番探访，发现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暗中自首，潜伏在中共中央的核心位置，随时准备出卖关键人物。于是，白鑫伪作一同被捕，不久便获释并消失无踪。
周恩来下达严令，要求特科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营救彭湃等人，并迅速处置叛徒白鑫。陈赓重新与鲍君甫取得联系。鲍君甫告知：“8月28日清晨，彭湃等人从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被转押至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随即全员出动，秘密潜伏在押解路线上的枫林桥畔，预备实施营救行动。然而遗憾的是，敌人提前完成了押解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计划因而未能如愿以偿。
“白鑫宛如畏光的老鼠，终日藏匿于霞飞路及合坊43号（现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府邸，周围簇拥着一众保镖。南京方面已向他提供了一笔巨款，他计划于11月11日逃往国外避难。”特科依据鲍君甫所供信息迅速采取行动，于11月11日下午在和合坊71号门前将叛徒击毙。
1928年的金秋时节，上海警备司令部接到中共叛徒戴冰石的告密，称共产党地下机关在某地秘密召开会议。警备司令部遂即刻联动租界巡捕房，由帮办谭绍良率领巡捕展开抓捕行动。恰逢鲍君甫正在巡捕房处理事务，便随行参与，亲眼目睹了7名共产党人的被捕。事后，鲍君甫向陈赓透露了这一消息，叛徒戴冰石得以及时被清除。
1929年伊始，中共叛徒陈慰年经线人暗中透露，将党内机密文件出卖，此事被鲍君甫知晓。他支付金钱遣散线人，进而直接与陈慰年取得联系，并随即向特科“举报”了陈的行为。鲍君甫随后设宴款待该叛徒，趁其酒醉之际，诱使其在谈话中泄露了家庭住址，最终叛徒因此受到特科的惩处。
1930年夏日，昔日的黄埔一期学员黄弟洪，在留学苏联五年后归国，抵达上海，于中共机关静候分配。经时日推移，他即将被派往江西苏区工作。但目睹蒋介石势力日益壮大，黄弟洪的革命信念逐渐动摇，私下向蒋介石致信，表达了“归顺党国”的意愿，并拿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会面的时间与地点作为交易筹码，试图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鲍君甫在得知黄弟洪此自以为巧妙无懈可击的肮脏交易后，立刻向特科“告密”。不久，黄弟洪遭到了特科的严惩。
同年秋季，中共山东省委某要员在上海参与会议时不幸被捕，并随即发生了叛变。警备司令部随后通知鲍君甫前往参与会审事宜，鲍君甫遂即刻向特科“告密”，经会商研究后，特科派遣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鲍所推荐的专家身份，前往现场进行拍照，以证实该人的真实身份及其叛变行为。事态后续由特科的“红队”予以处置。
命运多舛，仍持刚正。
沅同志，自上次别后，转眼间已过三周。我在四月二日清晨抵达南京后，晚上旧病复发，至今时好时坏，因此未能及时回复您的来信，深感歉意。此次在京，承蒙赓兄多方关照，得以与老友们欢聚一堂，受益匪浅，难以用笔墨表达。回顾往昔，我们这些老友都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实在令人自豪！感谢各位老友的宽厚包容和无私帮助，以及党和政府的优待，心中充满感激和喜悦，尤其是您的慷慨赠予，让家中老少都深感欣慰。对于这份深厚的友谊和深情厚谊，我唯有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回报，致力于培养下一代，不负知己们的期望。若您远在异地，不吝赐教，随时以书信相告，我将不胜感激，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鲍君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国民党担任要职，其经历在“文革”期间再次成为争议焦点。然而，他坚守原则，不为个人“过关”而随意诬陷他人，坚决拒绝出具针对陈赓、陈养山的所谓“黑材料”，从而保护了同志们的名誉。1969年12月20日，因病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