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等五位英勇将领（自右至左依次排列）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合影。
1965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受林彪陷害，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职位，随后还成为了中央军委“批罗会议小组”的一员和罗瑞卿专案组的负责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罗瑞卿作为杨成武的上级，两人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与罗瑞卿的关系再次被提及。本文将首次披露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1、从上海会议前讲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记载，罗瑞卿在军队事务中，对于林彪所发表的诸多偏激言论屡有不满，因而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在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指使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官员撰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文件。（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着林彪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以及几份诬陷材料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并企图夺取军权。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接受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965年的下半年，杨成武因身体不适，分别于青岛和杭州进行休养。得知相关诬陷材料后，毛泽东立即吩咐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杭州休养的杨成武前来面见。
在交谈中，毛泽东向杨成武询问：“罗瑞卿近况如何，你们是否相识？”“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相处如何？”杨成武简要回应后，便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瑞卿的会面细节。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情危急，罗瑞卿夫妇便邀请杨成武夫妇一同前去看望。翌日夜晚，罗瑞卿对杨成武说：“昨晚我未曾告知你，我独自前去看望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后，便情绪激动，对我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评与责骂。他指责我首先是对其进行了封锁，具体而言，是总参对其实施了封锁，总参办公厅、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并未送达他手中。其次，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中，仅提到了周总理和我的领导，却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它老帅，自然也包括了他本人林彪。再者，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我擅自将自己安排在首席——即第一桌，而将各位老帅安排在了第二、第三桌。”林总提出了五点要求，主要内容包括：若他在北京，则需每隔几天汇报一次工作；若他身处外地，则需每月汇报一次。在批评我对他进行封锁的过程中，林总还引用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言论，并对我进行了朗读。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这一次的态度迥异于往常。
杨坦言：“倘若总参的文件未能及时交付于我，若存在不当之处，那责任应由我承担。作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这责任应由我来承担，我是总长。”罗言道，“今后需对此事给予重视，你应与总参的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并打个招呼。”
5月4日的夜晚，杨提议道：在离开上海之前，罗还应再次前往林彪的住所拜访一番。
罗说：“一起去吧！”
那日，吴法宪恰好在林彪的起居室中。林彪与罗某步入另一室，私下交谈了长达半个时辰。杨并未得悉他们的对话内容。
返抵京城后，杨随即向总参谋部作战局及政治部的各位领导致以问候。
6月中旬，杨先生赴青岛进行疗养。至9月底，他转移疗养地点至杭州。9月29日，杨先生抵达上海。恰逢林彪将军亦在上海。当晚，杨先生致电林将军，表示：“翌日清晨我即将离开上海，恳请林总允许我晚上抽空拜访。”
9月30日凌晨零点刚过，林办传来通知，要求杨即刻前往。彼时，林已陷入梦乡，叶群与秘书郭连凯便接待了杨及其夫人。一番轻松的闲谈后，他们便礼貌地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言道，某些情况业已明了。此前，他已与许世友进行过深入交谈。
12月2日，毛泽东于兰州军区某师呈递的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
对于那些抱持着对政治强调的怀疑态度，或是表面上赞同实则暗中抵触，同时私下散布一套折中主义（亦即机会主义）观点的人，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同日，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罗。
罗同志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林彪同志长期担任军队领导，难道不明白军事和政治的真谛？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就能让士兵上战场。以往我们打的都是政治战，应当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工作的原意。罗同志似乎将林彪同志视为对手。自罗同志担任总长以来，从未独立向我请示汇报工作，他对各位元帅不够尊重，重蹈了彭德怀的覆辙。罗同志在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实际上陷入了泥潭。罗同志独断专行，具有野心家的特质。那些热衷于阴谋的人，往往纠集一帮人共同行事。
观察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疑虑：尤其是那最后一句话，他不禁怀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之间的频繁交往，是否同样涉及杨成武，这一点实在难以断言。
02、参会上海
1965年12月6日深夜，徐业夫紧急通知远在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翌日清晨前往上海锦江宾馆参加一场重要会议。此次会议共分为三个小组，杨成武所在的团队汇聚了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以及叶群和王尚荣、雷英夫（分别担任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等杰出人物。周恩来同志担任该小组组长。而其他两个小组则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
会议伊始，叶群便代替林彪发表了意见。她指出：“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言论荒谬，认为应既强调政治，亦要重视军事，军事与政治同等重要，一味追求折中之道……”
此刻，罗瑞卿正忙于在广州、昆明等地对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然而，三天之后，他方才收到参加某次会议的紧急通知。12月11日午后两点，罗瑞卿乘坐飞机抵达上海。毛泽东特意委派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罗瑞卿进行深入交谈，此次会面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罗瑞卿对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措手不及，心中颇感困惑。
首先，他公开反对林彪，对林彪采取了封锁策略，并对其进行了出乎意料的攻击；其次，他反对过分强调政治；再者，他试图向党组织伸手，意图夺取军权。叶群更是无中生有，编造了刘亚楼所谓的“四条意见”，并得到了吴法宪的佐证。
会议落幕之后，王尚荣与雷英夫一同返回京城。在总参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上海会议的核心精神。会议的最后一天，杨某从杭州归来，并即兴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罗瑞卿同志是一位极具能力的领导者，我们共同协作了许久，他是我尊敬的老首长。此次事件发生，罗总长突然被免职，实在令人惋惜！”言辞间，他的眼眶泛起了泪光。他还坚定地表示：“若有人说罗总长心怀野心，我宁死也不信！”
正因为这几句话，林彪、江青等人竟然宣称，杨成武乃“纯正的罗瑞卿派系成员”。
03、加入军委“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与杨成武奉邓小平之命，向毛泽东提交了军委常委会议关于“批罗”事宜的安排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阐述，会议主要对罗某在政治立场、组织纪律和个人主义思想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随后，杨成武汇报了本月初前往广州，就“批罗”问题听取几位元帅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对老帅们的意见并未明确表态。
初春三月，一场由中央局、各大军区以及军兵种领导参加的“批罗”会议于北京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彭真和叶剑英。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亦成立了会务组，叶剑英同志担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等同志为组员。
在军委“批罗”会议中，部分与会者，包括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了开除罗某党籍的建议。杨某立即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强调不能采取极端手段。随后，吴法宪宣读了一份长达万余字的批判文章，其中诬指罗某“野心勃勃，反对林副主席，企图向党组织伸手，暗中图谋夺取军权”。
承受着极大的屈辱，罗某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然而他的请求遭到拒绝。在绝望中，他留下了遗书，于3月18日从高楼跃下，不幸受伤。此后，针对罗某的批判会议热度攀升。在此期间，杨某对罗某的认知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与王尚荣、雷英夫于3月23日联名发表演讲，题为《坚决捍卫伟大毛泽东思想，彻底揭露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
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签署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紧随其后，于5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该报告，并据此决定撤销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紧接着，中共中央组建了罗瑞卿专案组，由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
8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干部之际表示：“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应将其传达至全体干部。”不久，他又言：“看来，罗瑞卿的处境恐难以维系。”
04、任罗瑞卿专案组组长
1967年10月，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快解放老干部，召开九大，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并将包括“罗案”在内的10个专案划归“二办”负责管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提名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办”主任，并兼任“罗案”等4个专案组的组长。在“罗案”的领导层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余立金等同志。该案办公室的主任为李天焕同志，副主任是许心荣同志。在“杨、余、傅事件”爆发之前，杨成武同志担任了5个月的主任兼“罗案”组长。此后，“罗案”的组长一职由江青同志接任。
“二办”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方法, 主要是原则领导和处理往来文件以指导专案工作。其间, “二办”共收发“罗案”往来文件33份, 分类如下:
一、针对“罗案”的相关资料，“罗案”组向“二办”提交了共计16份材料，内容涵盖以下几方面：罗入党所需的材料共3份，针对在押军统特务陈曼生的调查资料3份，“罗案”工作规划3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之子女）及监护郝治平所下达的指示2份，郝治平的相关材料2份，罗本人所写的涉及萧华的材料1份，请求调取公安部保存的罗的信件1份，以及对罗的一般情况所做的反映1份。
二、“一办”、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公安部转交至“二办”的文件共计六份，包括：罗某的骨折伤情报告，以及检举罗某涉嫌间谍维克多案、泄露国家机密案、走私窃听器案、与外国勾结案的资料，以及郝某上交的照片情况。
三、江青转交“二办”的五份材料包括：军统特务陈曼生的口供、罗与其他人士的合影照片、罗与彭真之间的往来信函、罗秘书提供的揭发材料，以及罗所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项机构的材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王光美专案组转交给“二办”的资料，以及傅国祯等人针对罗宇和牟立善的举报材料等，共计六份。
05、违规处理敌我材料
杨成武违规处理了几份涉及罗敌我性质的所谓揭发材料, 他分别予以退回或存档, 没有上报或下转。这样做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杨说：“若林彪、江青、叶群得知此事，我恐怕连‘三二四’事件都等不到，便会被打倒！”原“二办”工作人员陈虹指出：“中央专案小组对于各类专案材料，无论是各组上报的，抑或是领导及其他办公室转来的，都必须及时传递。对于传递的方式和范围，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或扣留。”当时，杨成武私底下处理“罗案”相关材料，其风险之大不言而喻。以下是对这些材料处理情况的详细记录：
1967年10月31日，"二办"接到吉林公安厅转呈的《在押犯尚作为致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杨某批示将此文件交由李天焕保存备查，未予以传阅或上报。
11月9日，"二办"接获"罗案"小组递交的《张英华同志关于从上海电话汇报调查陈曼生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经杨退审阅后，被存入"罗案"办公室档案，未进行传阅亦未上报。
11月13日，"二办"接到了“罗案”小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批示：请在综合情况之后撰写正式报告，并将报告退回“罗案”办公室。此后，该报告便未再上报。
11月14日，"二办"接到了"罗案"组提交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所作的亲笔供述》。杨某随即退还了"罗案"组许心荣所保存的文件，并对许心荣表示：“若他确为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便无真党员可言！”
1968年1月17日，"二办"接获傅崇碧批转的《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致北平伪副市长报告》中提及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的内容。杨某随即退还了傅崇碧该材料。事后，他表示：“声称罗瑞卿退出共产党，纯属敌方恶意中伤的无耻谣言。我之所以退还该材料，是避免给罗瑞卿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来了《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详细情况报告》。杨同志随即将其交付“二办”副主任金涛、成学俞二人，并对此表示：“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2月5日，我办接到了傅崇碧转发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利用职务之便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背叛党和国家的行为报告》（附照片7张）。杨某随即退还了傅崇碧的相关文件。
为何此类违规行为未被发现？究其原因，了解内情的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均为秉持正道的共产党员，他们坚信杨成武的行为正当且公正，加之对罗瑞卿、杨成武的尊敬与信任。因此，林彪、江青等人对此事毫无察觉。
在过去的五个月间，杨始终遵循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导精神和“二办”成立的宗旨，开展工作。他尽力降低对所谓涉案人员（包括罗）造成的不必要困扰。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成员在会见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办案人员时，江青情绪激动地表示：“二办内部严密封锁，外界难以渗透，甚至有些关键材料都不允许我过目……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她进一步提到：“罗瑞卿专案也是我在负责，但一直无法接触到相关材料，完全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连证件和供词都无法一窥。”然而，她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
06、全力支持罗瑞卿复出
1975年，杨成武得以重返工作岗位之际，罗瑞卿亦重获自由。杨成武对罗瑞卿的境遇深感关切，为促成罗瑞卿尽快回归工作岗位，他不遗余力地寻求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四处奔波，积极斡旋。
在庆祝建军48周年的招待会前夕，中央军委办公厅与总政治部公布的受邀名单中，罗瑞卿等人的名字依然未见踪影。恰在此时，杨某收到了王建安发来的“寻求工作安排”的来函。7月10日，杨某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人参加“八一”招待会，并希望相关报道能予以关注，以及解决他们的工作安排问题。邓小平同志随即作出指示：
一、针对王建安与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成立一个顾问小组。《顾问暂行条例》中，我有所保留，尤其是强调顾问小组应避免干预在职同志的正常工作，避免出现类似钦差大臣般频繁插手的局面。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两项重要批示：一是针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意见；二是关于周扬一案的指示。罗瑞卿、李天焕的名字于“八一”当天见诸报端。至于李天焕的相关结论，暂不宜对外公布。二炮做总政，调二炮工作。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 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敬请叶、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并在括号内补充道：“以往未曾出席招待会、未曾见于报端的诸多负责同志，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可否请总政与军委办公厅研究后，提出具体名单，报请叶、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叶副主席表示将寻找合适时机解决罗瑞卿等人的相关事宜。
于是, 杨就罗出席“八一”招待会并见报一事写报告给叶剑英。7月12日, 叶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后, 再呈总理、先念、国锋同志阅示。”叶还在杨写在括弧里的建议旁, 加批“拟同意”三个字。7月17日, 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叶加批:“毛主席已圈阅。请邓小平同志批转政治局在京同志以及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7月19日，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周恩来、张春桥、江青、李先念、陈锡联、王东兴、华国锋、徐向前、成武同志审阅，存档军办。”
7月21日，在叶、邓的同意下，杨指派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与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乘坐专机前往福州，迎接罗返京。7月31日晚，罗及其同仁参与了“八一”招待会的活动。翌日8月1日，罗与李等人的名字荣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报纸的显著位置。
继而，杨对于郝治平与罗子女的安置事宜，亦提供了诸多协助。他四处奔波联络，最终均圆满解决了问题。在此过程中，罗、郝及其子女不止一次造访杨宅，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正值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位同志同聚京西宾馆，围坐一桌共进晚餐。罗瑞卿边品尝佳肴，边感慨道：“对于林彪，我们三人可谓盲人摸象，往昔未曾有过异议，却均遭打压。其中，成武同志所受之苦尤为深重，他一家竟有三命丧于非命。相较之下，我与萧华两家尚无此惨痛之事。”
07、罗瑞卿对专案组说法
杨成武遭受打压之际，吴法宪遂命“罗案”的副主任许心荣着手调查罗与之事。许经调查, 确认是特务诬陷。吴还叫许调查罗反对毛主席的事。许去问罗, 罗说,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许便让罗写了材料。吴指责许的做法是为罗评功摆好。为这两件事, 吴撤了许的职, 将其调离专案组, 调往新疆。罗在三○一医院住院时, 李逸民将许心荣挨整的情况告诉了他。罗瑞卿说:“许心荣是个好人！”
1978年5月18日，罗瑞卿在总参部的局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中央“二办”时表示：
关于中央“二办”专项小组成员的问题，是否需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认为无需。是否应当质疑他们？亦不可采取此措施……是否应当追究？不应当。是否需要对他们进行审查？同样不应当。
组建了我的专项团队，名单首位是江青，次之黄永胜，第三位吴法宪，第四位叶群。“九一三”事件后，他们仍旧对我保持禁锢，不给出结论，禁止称呼我为同志，也不允许他人探望。这究竟是谁在暗中作祟？正是江青等一伙人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