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井冈山时期无疑是最为艰苦的，但同时，井冈山时期的艰难探索和蓬勃朝气也是毛泽东最为珍视的的。可以说，井冈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每到特殊关键的时候，他总会想到井冈山。当国际风云变幻，赫鲁晓夫提出要建立“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时，毛泽东拍案而起，就是一句：“你把全中国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当党内出现重大分歧时，他也常常会想到井冈山。1967年，在错误地批评几个老帅为了抵制“文革”而“大闹怀仁堂”时，他脱口而出的仍然是：“把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上井冈山”。就连“进城”后的外出视察，他对井冈山也透着一份“偏爱”：没有回过自己的“伤心之地”瑞金，没有回过自己的“龙兴之地”延安，就连在那里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西柏坡，他也一去不回，但是，对于条件最为艰苦，交通最为不畅的井冈山，他却赶在做人生“另一件大事”前夕，“千里来寻故地”，专程“重上井冈山”！这说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井冈山就是自己事业的根基！就是中国革命的“零公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少挫折，只要坚持井冈山精神，只要沿着这条道路，最终就一定能胜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对井冈山如此心心相念？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
谈及此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我虽曾就读于小学与中学，亦服过兵役，却从未目睹过世界地图，因而对世界的广袤一无所知。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世界地图，我每日路过，总会驻足细观。往昔，我以为湘潭县已颇为宽广，而湖南省更是辽阔无边，毕竟自古以来，中国便有“天下”之称，其辽阔自是不言而喻。然而，当我凝视那张地图时，方才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版图上仅占一隅，湖南省更是微不足道，而湘潭县在地图上竟无迹可寻，韶山更是无从谈起。原来，世界竟如此浩瀚无边！
全球规模宏大，人口自然众多。这些众多的人生存在何种境遇中，难道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以韶山冲为例，那里的居民普遍过着困苦的生活，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遭受寒冷。不少人生病却无力就医，最终因病故去；家庭内外的矛盾冲突也屡见不鲜，从琐碎的争执到激烈的对峙，以至于有人选择轻生；至于那些因贫困无法接受教育的，一生都在黑暗中度过。在韶山冲，鲜见有人过得幸福。韶山冲的状况如此，湘潭县、湖南省乃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状况，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难道我们在这世间的生活，注定只能是痛苦的吗？绝非如此！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问题在于现有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在于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深陷痛苦。这种不公正的现状绝不能长久存在，必须得到根本的推翻和改造！终有一天，世界将迎来变革，所有受苦的人们都将迎来快乐和幸福！
世界的变迁并非自发产生，它需借助革命的力量，依靠人们的奋斗。由此，我深感我们青年肩负的责任之重，待完成的事项之众，前行的道路之漫长。自那时起，我便立下决心，要为那些身处痛苦中的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倾尽我所能，奉献我全部的力量。
这说明，在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生目标之初，毛泽东的就尤其关心社会制度的性质，尤其重视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有志者立长志，毛泽东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着。
1949年，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进北京，意味着全国的胜利就在眼前，这对长期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在高兴之余，毛泽东却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危机感，他冷静地告诫大家，我们不是进城当官做老爷，而是“进京赶考”，考不好，会被退回来的。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说，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及格。为此，他不仅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醒打击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还亲自主持制定了““遵循“不举办寿宴、不互相送礼、减少敬酒次数、减少掌声响起、不将人名用作地名、不将中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六项原则”……旨在事先做好准备，从建党的伊始便为执政党确立了坚实的纪律规范。
但建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却让毛泽东震惊：有些地方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之风大有蔓延之势；有的人刚“进城”就换了农村的“黄脸婆”；还有的人因为一包烟、一顿饭就严重丧失立场，出卖党和国家的利益；更有甚者，以党自居，把自己主政的地方、单位，当做自家后花园，声称反对自己就是反党，以各种理由打压给自己提意见的同志；至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不平等对人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对此，毛泽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搞了著名的“开门整风”，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批评、教育、挽救，甚至不惜挥泪斩马谡，枪毙了曾经“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儆效尤……可是，由于这一切都局限于处理“个案”，没有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有些地方的个别领导人为了向上级交差，堵住因“弄虚做假”、“吹牛说假话”所形成的“窟窿”，不惜欺上瞒下，采用扒房子，甚至吊打捆绑等手段逼迫农民交出口粮，更别说什么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入户搜抄等“常规”手段……这一切，无不让毛泽东感到无比震惊!
毛泽东认为，这些“犯错误”的人很多都曾经是很好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干出这些事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或许就是为了从思想上阻断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毛泽东发动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对此，全党都很赞同，“一线”领导人还“亲自挂帅”，为此做了很多的安排与部署。
但在运动的主要对象上，毛泽东却和“一线”领导人发生了较大的分歧。毛泽东认为“上层”的“大人物”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左右方向的，所以坚持“要搞大的”，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线”的领导人却认为，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账目、财务、仓库管理、工分分配方面“四不清”的具体问题……为此，二人多次发生了严重争论。联想“一线”领导人到农业生产中所推行的“包产到户”等政策，毛泽东更是认为，“一线”领导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为此，毛泽东对“一线”领导人极为不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屡次提出核心问题，但遭遇重重阻力，他们难以接受。我的担忧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关乎国家的未来、党的命运，关乎我们是否会坚守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对将来的领导班子能否让我安心充满忧虑。我虽仍健在，却已看到这样的局面。若照此行事，我及无数先烈毕生的努力可能化为泡影。”“我无私心，我深感中国百姓的艰辛与苦难，他们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坚信群众的力量，绝不能让他们重蹈覆辙。”“为了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多少生命？有谁真正深思过这个问题？我，至少，是认真思考过的。”
“文革”初期，毛泽东再次对外宾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某些党组织的看法：“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事后的回顾，但说明，他不仅把形势看得十分严重，而且，把自己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上升到了“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高度，并认为，只有绕开“一线”领导人才能“打开局面”，只有直接发动群众，才能克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
对此，毛泽东本人也不否认。“文革”期间，他曾很直白地对外宾说过，早在“四清”运动期间，他就已决定把“一线”领导人“搞掉”了。
但是，毛泽东的悲剧恰恰在于，一个如此良善的出发点，却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宣布，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有些是错误的，他自下而上发动的那场大革命更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本号无意对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进行置评，仅重在厘清毛泽东在这期间的思想脉络而已。
或许正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毛泽东才特别怀念充满艰难困苦，但理想飞扬的井冈山时期。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多次对人说，每当看到揭露出来的那么多阴暗面，自己就会想起当年在井冈山的艰难岁月，就想回去看看。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特地沿着当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所走过的路线重上井冈山。这样的线路安排反映了毛泽东的心境：这哪里是简单的旧地重游啊，这分明是对当年艰难历程的回顾，更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悲怆与豪迈。这一切，在他与汪东兴、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等人的几次谈话中表达得尤为淋漓尽致。
早在1965年4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就接到了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任务。因为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张平化便打算届时就此工作向毛泽东作详细的汇报，并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是，当他一见到毛泽东，提出准备汇报这方面的工作时，毛泽东却笑着挥了一挥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情况我都知道，现在光搞社教运动不能解决问题”。听到毛泽东如此说，张平化心中一惊，猜想，现在全国上下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搞的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什么能解决问题呢？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动作？但是，张平化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来。
5月21日，在从长沙到株洲的列车上，面对着窗外广袤的田野和长势良好的水稻，毛泽东看似漫不经心地问张平化：“今年的早稻收成怎么样？”张平化知道，毛泽东并不是问具体的生产情况，而是想听一听自己对目前农村局势和正在实施的“包产到户”政策的看法，就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话，而是回答说：“主席对农业恢复情况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看了张平化一眼，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是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这“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一九二七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我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我们睡在一个房里。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就是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你(指张平化)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5月23日午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院内，在和陪同自己散步的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等人再次聊起了当年在井冈山时的艰苦生活，他说：
在井冈山时期，官兵生活平等，除了指挥权外，没有等级之分。然而，当前官兵待遇差异显著。据总参谋部的一项调查，上将的薪资是上士的17倍，尽管自1964年以来有所减少，但差距仍保持在10倍以上。相比之下，苏联上将的薪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则高达20倍。虽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优于苏联和美国，但与战争年代相比，差距明显增大。如今，高级干部享有专车、秘书、独立住宅以及警卫，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收入的增加，与民众的距离也在拉大。刘俊秀同志，你是否愿意再次回到农民的身份？王卓超同志，你是否愿意重新成为一名战士？
见刘俊秀和王卓超连连点头说“愿意”，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接着说：“愿意就好。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下去。这样不好嘛！”
“鲁迅曾言，世间本无路径，人潮涌动，自辟蹊径。井冈山之路，社会主义之路，莫不如此。然而，此途较之井冈山时代更为艰险。若处理不当，极易误入歧途，苏联的历史便是明证。”
苏联的修正主义派别已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一旦遭遇帝国主义的压迫，恐怕不仅党派难保，甚至可能面临国家的覆灭之险。
因为，井冈山地处江西省，所以，五月二十五日，张平化和湖南来的陪同干部就要回去了。得知消息后，通宵办公，还没休息的毛泽东也前来送行。当汽车启动后，毛泽东没有站在台阶上挥手告别，而是走下台阶，随着启动起来的汽车走了起来，说是要步送湖南的同志们下山。张平化见状赶紧下车，劝毛泽东回房休息。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大声对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或许是意犹未尽，张平化离开后，毛泽东只休息了三、四个小时，就起床来到办公桌前，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思考着。下午两点多钟，他又找来刘俊秀和王卓超，继续谈当年井冈山斗争的历史。
这次，毛泽东从官兵关系谈起：“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年秋收起义三团三营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都要留给战士们用，战士们又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在说到伍中豪、张子清、胡少海等人牺牲时都还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时，毛泽东明显带着些许抽噎，眼圈也红了：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国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尽管官僚主义风气已多次受到批判，但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官僚主义思维同样根深蒂固。是否存在打击迫害和假公济私的现象？你们对此的了解可能比我更深入。然而，只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亦是官僚作风和封建残余的体现。官员享有特权，受政治需求驱动，且关系网复杂。县官不如现管，谎话遍于天下，时而“左”时而“右”，形左实右，这些现象极易导致干部的堕落、蜕变和变质，苏联的历史便是前车之鉴。我深切担忧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倾向，中央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又将如何应对？是否有制度能够约束他们？当然，正如“二十三条”所指出的，这里的大部分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不足、需要教育和提升。那么，如何进行教育和提升呢？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当前，干部的特权现象已对我们的下一代产生了影响。他们自幼便就读于专为干部子女设立的学校，相较于一般工农子弟，他们更容易加入共青团和党组织。他们能享受到别人无法拥有的待遇，能前往别人无法涉足的地方，能观看内部电影。尽管他们缺乏生活和社会经验，却常常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拥有强烈的优越感。因此，我们必须教育他们独立自强，不依赖父母，不依赖先烈的功绩，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令人忧虑的是，部分干部子弟的表现，似乎正在逐渐遗忘井冈山革命精神。我们必须警惕，绝不能让这种精神在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失传。
漫谈中，大家又说到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一事，进而说到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袁文才、王佐的处置确有误判，然而，问题的核心并非仅仅在于错杀了几个人或追究了几人的责任。当时党内盛行一种‘左倾盲动路线’，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忽视政策指导，导致基层干部陷入思想混乱。问题的核心在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否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是先于组织路线的。只有路线正确，基层同志才能充满干劲，最终实现胜利；反之，一旦路线错误，众多工作便会偏离正轨。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战争年代，评估一条路线的正确与否相对较为简单，然而在和平时期，这却变得尤为艰难。一场胜利或一场败仗，并不仅仅取决于所取得的成就与犯下的错误，更要考量其所高举的旗帜，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资本主义的歧途。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我们不断强调，我国仍存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风险。苏联不正是资本主义盛行的典型吗？
闻言，汪东兴情绪激昂，起身言道：“若有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全体党和全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理！”
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必须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的方向，抵御修正主义的侵蚀，同时继承并传承井冈山精神中的优良制度和优良作风。
说到这里，毛泽东站起来伸了伸腰，似乎有意要考一下大家，他问道：“我们井冈山形成的一套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艰苦奋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其中，汪东兴的声音最大。毛泽东听了这个回答后，明显楞了一些，然后又笑了，就像一个老师听见了学生文不对题的回答一样，透出某种无奈。他提示说，大家再想一想，从制度方面想一想，看还有什么。
汪东兴猛然扬起前额，似是恍然大悟，高声言道：“支部应建在连队之上。”
见大家实在答不上来，毛泽东主动揭开了“谜底”：“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全国政权，现在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的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的士兵委员会就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听到这里，刘俊秀用请教的口气问毛泽东：“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当即就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他有很大的权力。现在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国的制度与政治思想教育尚存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显得尤为明显。
士兵委员会，与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井冈山精神的三大支柱。
……
对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谈话，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