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在广州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包围罢工委员会，在苏联顾问居住的东山寓所一带实施戒严，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中山舰事件”或“三·二○事件”。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转折点上的关键事件。几十年来，学界对一些关键问题做了较好的梳理研究。有学者对“中山舰事件”前后扑朔迷离的真实过程作出探讨，解开了诸多历史疑团。有的研究则力图揭示蒋介石之所以会走到“中山舰事件”这一步，固然是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但不可否认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蒋介石曾经是国民党内“师法”苏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曾是孙中山“联俄容共” 政策主要支持者之一，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关系恶化，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并且，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 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他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或能有助于全面了解国共历史恩怨的形成。有学者力图研究事件背后的政治冲突与矛盾，分析“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继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地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在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所起作用等重要问题，做出探讨。
中山舰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研究作为一次政治事件的“中山舰事件”，而较少从一次社会事件的角度来认识，也很少研究当时新闻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和书写。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民国报刊媒介如何反映并“塑造”时人对“中山舰事件”的认知， 使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射于历史现场，审视此次事件是否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新闻媒体重视或“忽视”了该事件，以及在历史叙事中影响深远的“中山舰事件”又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本文以当时的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与民国时期重要商业报纸《申报》的报道、叙事为重点，来展开讨论。
01
《广州民国日报》的立场及其“中山舰”叙事
《广州民国日报》是较早并多次报道“中山舰事件”的报刊，作为新闻媒体，它是否意识到了此事件的重要性，又是如何报道此事件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份报纸。
《广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3年6月，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1924年7月接收为 党报，1924年10月又收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报。作为“中国国民党广州唯一之言论机关”，《广州民国日报》的新闻材料来源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调查员，供给报告及论说材料于本党各党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应依本党对于某项时事问题决议，按期通告于本党各机关报”。[1](P148-149)该报不仅登载国内外消息，而且“每日均有阐明党义，解释党政府策略， 批评政治社会”的内容。其办报宗旨将 “阐发主义”放在首位，而将 “记述实况 ”置于次要 地位，[2](P255)可见其办报目标在于宣传国民党的主义，“借党报之力引起革命思潮”，“以求本党势力普及于全国”。[1](P218-219)
因此，《广州民国日报》肩负着“引导”舆论的重任，其言论要“对党完全负责”，[3]在官方对“中山舰事件”定性之前，该报自然不敢触及禁区，擅自表态，以免站错队，既给“党国”造成“损害”，又给自己招致无妄之灾。故在事件发生后三天里， 该报无任何直接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在3月20日这一天，该报仍有 一篇与此 事件有关 的报道，标题为“中山舰长仍由符党代表暂署”。为何该报对此事件全面缄默之时，有这样一条消息见诸报端呢?原来在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住宅，并切断电话，致使国民政府群龙无首，行政混乱，影响到当地社会，面对民众的质疑，政府再无任何表态，显然不行。故作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官方报纸，《广州民国日报》虽然在此敏感时期不敢擅自报道事件，也不能不对民众的质疑作出回应，即便回应看似“词不达意”。
3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人在汪宅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如何惩处中山舰未经奉命而擅行移动案”，将事件爆发的责任归于中山舰的擅自行动，而不追究蒋介石的专擅之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态度明了之后，《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作出响应。23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报道“中山舰事件”，此时距离事件的爆发已有三天了，在飞短流长的传言中，“新闻”已成“旧闻”。对此，该报作出一番掩饰和解释：“当时访员以未曾将此事全部真相查确，且事本轻细，故未发表， 故延至今日”。[4]而这一态度，就成为此后《广州民国日报》对“中山舰事件”报道的基本原则——“掩饰”。
《广州民国日报》
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汪精卫、苏联、中共等诸多政治势力之间复杂矛盾 的产物。但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并未明确改变“联俄容共”政策；掌握政局的蒋介石对事件原因，亦讳莫如深，曾演讲表示“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件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5](P370)因此，作为官方媒体，《广州民国日报》必须遵循广东国民政府的意旨，宣传 “中山舰事件”只是“至为细微”、“事本轻细”的局部问题，企图掩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广州民国日报》23日报道“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至为细微”，是一小撮“不靖分子”利用中山舰擅自升火移动而导致的一场虚惊，依据的正是3月22日国民政府对该事件会商后发出的布告内容：“此次政府据报，以海军局代理局长欧阳琳无故离职，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人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4]《广州民国日报》 依据此布告，表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盖因日前中山舰长欧阳琳忽然辞职他去，该舰统御无人，一二不靖之徒，乘机煽动，中山舰于廿日并未得政府命令擅自升火移动”。此时的报道，情节简单、时间模糊。
随着广州政局不断“明朗”，《广州民国日报》 表述下的“中山舰擅动”，时间更准确，细节更生动。3月26日，该报刊发题为《蒋总监呈报处置中山舰详请》的报道，对中山舰调动情形的描述， 与23日的报道口径一致，但是时间、地点、人物等诸多要素形 成了一个 前后因果 关系完整 的 “故事”：“本月十八日酉刻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6]该报27日发表的《蒋校长辟谣之谈话》一文的表述也大致相同。显然，蒋介石企图统一事件的表述口径。
新闻报道本应是求“真”的，但实际上新闻报道往往虚实掺杂、真假混杂。蒋介石等通过《广州民国日报》对中山舰异动的表述，情节生动，逻辑完整，但并非实录，而是事实与假象掺杂。故需要对《广州民国日报》的“中山舰事件”报道做出辨析。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该报试图“塑造”读者对此事件的认知，虽然有关中山舰异动的细节在不断深化，但却刻意回避李之龙的共产党员身份，他们并不希望向外间暴露国共两党、政府内部复杂的政治矛盾，而将“中山舰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掩盖这次事变背后的复杂因素。显然， 《广州民国日报》想要向民众传达的，不，应该说广东国民政府想要向社会、民众传达的是：“中山舰事件”只是“事本轻微”的“局部问题”，此事件的发生并不涉及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政策的变化，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国共斗争问题。
蒋介石于3月20日派遣军队缴中山舰械、包围共产党控制的罢工委员会及东山 苏联顾问寓所，实有防范共产党及苏联之意，不仅外界视为蒋介石反苏反共的步骤，苏联代表团亦认为“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7](P186)然 《广州民国日报》仍企图掩饰这一军事行动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市上喧传，军队包围罢工委员会缴纠察队械，实则绝非事实”，只是一次军事布防， “当缴中山舰械时，曾派军队两连在东堤罢工委员会前布防，因该舰适停泊于东堤海面也”；而军队包围东山是“为保护外人起见”。[4]
有了这一铺垫，蒋介石就可以出面“澄清”了。3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发《蒋校长辟谣之谈话》表示，“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针对该事件会改变“联俄”政策的怀疑， 蒋介石进一步澄清，“中山舰事件”与国民政府的 “联俄容共”政策走向无关，“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蒋介石将市面上流传“联俄容共”政策要改变的 “谣言”，斥为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须知帝国主义者日伺吾人之旁，惟恐罢工政策成功，香港转成荒岛，得此良机，乌得不大造其谣”。[8]事件所引起的政治、社会波澜似乎就要遮掩过去了。
然而，有政治势力仍企图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3月29日，国民党内明确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训勉广州同志电》， 赞扬蒋介石、孙文主义学会“诸同志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1](P434)将“中山舰事件”视为蒋介石“戡定”共产党“叛乱”的标志性行动，企图坐实蒋介石反苏反共立场。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当然不会轻易钻入“西山会议派”设下的套，《广州民国日报》于4月7日发表《蒋中正之重要通电》作出回应，表示“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局部问题”，并非改变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 并将“西山会议派”的“通电”视为“希图颠覆政府， 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而不止”。蒋介石更表示要与之划清界限。[9]这封电报 稿发表后， “局部问题”成为国民党对“中山舰事件”的官方定性，以及对外宣传的叙事口径。
同时，《广州民国日报》还报道了蒋介石一系列的政治行动，表示继续“联俄容共”政策。3月28日，蒋介石以“措置无方，行动乖谬”，致“引起市民之猜疑”的罪名，将20日包围东堤罢工委员会的第一军第二师五团三营营长李树森逮捕，作为替罪羊，并于4月7日将此消息发布于《广州民国日报》。[10]4月29日，该报刊发《蒋校长切实保护五一节》，蒋介石一反指责工农运动的态度，表示出对工人运动的“体谅”和缓态度：“五一节为全世界劳动纪念节，政府依据党纲及人民集会自由之通则，当然以全力赞助保护”。[11]
“中山舰事件”的爆发，导致广州民 心不稳， “市民顿起惊讶，更乘机造作谣言，以图扰乱人心， 一般奸商银棍，尤乘时低抑纸币以图利”，[4]政治、 经济、社会动荡。同时，事件爆发后各方的态度， 也导致各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乃至国民党员疑惑，他们纷纷电询事变真相。[12](P371)作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喉舌，《广州民国日报》的重要职责，是遵循国民政府的决策口径，亦步亦趋，宣传广东国民政府的政策，稳定民心。该报所做的正是试图通过报纸舆论，弱化事件的政治影响，稳定民心。故对更多深层的政治矛盾避而不谈，通过层层掩饰， 将事件包装并描述为“事本轻细”的局部问题，一方面抹杀事件中的反苏反共因素，将包围罢工委员会掩饰为布防，将包围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掩饰为保护苏联顾问，从而将事件的政治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该报极力宣传蒋介石 “联俄容共”、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不变，维持广州政府的革命形象。
正因为秉持着掩饰“中山舰事件”政治影响的宣传方针，《广州民国日报》对事件的报道不及时， 数量也不多，目的就是通过有限的新闻报道，给读者“制造”一个这一事件是无关紧要的局部问题的印象。由此才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被后世视为中国近代历史关键点之一的“中山舰事件”，作为广东国民政府舆论机关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极其简略，正是该报围绕事件的叙事，使此事件逐渐循着政府决策而演变为广东国民政府政治活动的一段小插曲，使其本应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事件发生后不久，广州政局又重新回归“联俄容共”政策的轨道，方才有北伐之顺利进行，但明面上继续合作的政治姿态，不能掩盖苏联、中共与蒋介石彼此暗生的嫌隙和警惕，以及后来的彻底决裂。
02
《申报》对“中山舰事件”的叙事
作为国民党党报的《广州民国日报》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叙事态度及其缘由已如上述，而所谓立场中立的商业性报纸《申报》，又对这一事件做了怎样的报道呢?
《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在1872年创办于上海， 1912年由史量才接收、扩充，逐渐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报纸之一。《申报》追求“报馆应有之独立精神”，[13]政治态度虽保持相对中立，但作为商业性报纸，对“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4]体现的是社会民众对诡异事件的强烈好奇态度。也正因为“中山舰事件”的扑朔迷离，官方态度的暧昧，一方面使该报记者产生一探究竟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使得该报对事件的报道缺乏可靠信息来源，只能以猜测、分析为主。
3月20日的广州全城戒严对社会民众震动很大，各方对事变原因莫衷一是，国民政府也未即时给出官方消息，致使广州、香港一带谣诼纷传。其中，“中山舰事件”的主导者蒋介石的政治态度、 军事行动与政治生态变化之间的关系，让外界一时无法捉摸。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一度有所谓 “红色将军”之称，一度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内“联俄容共”的中坚力量。但事件中，蒋介石下令包围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寓所、缴械中山舰，种种行为，又带有明显的反苏反共的因素。因此，《申报》 访员一时无法捉摸这次事变背后的政治动态，又无法得到确切消息，对事件爆发原因的报道，只能以猜测为主。
3月21日，《申报》驻广州访员发回报道称， 关于事变原因的传言有两说：第一说认为此乃“国民党中之右派反赤运动”，第二、三、四军联合排挤 “联俄”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第一军；第二说认为 “蒋介石态度陡变，对于共产派已不复信任，故毅然派兵将以上共产派势力下之机关解散”。[15]然正如该报记者坦言：事件内幕重重，“外间谣诼纷乘，即在发生事变地内者，亦难悉真相”，能做的就是不断搜集信息，搞懂这次事变的内在逻辑。
3月23日，《申报》访员的通信又推翻了关于事变原因的前两说，认为此次事变是由于李之龙与李济深第四军“勾通”排挤蒋介石。依据是事发当天，由谭延闿指挥的国民革命 “第二、三两军既不知底蕴，见党军由黄埔方面突如其来，是以二三各军于本防地内，加紧戒严”，由于二、三两军并没有倒蒋行动，该访员随即联想到事件爆发前李济深第四军的倒蒋传单，故认为李之龙“系通某军， 暗助排蒋，曾预备乘舰往攻黄埔，讵事前被黄埔方面查悉，故被党军先行处置”。[15]此“某军”，即指李济深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3月25日，《申报》报道认为“广州二十日之事变，其真相目下渐趋明了”，它以共产党倒蒋、建立工人政府之说为基础，综合多方信息，深化细节，添油加醋，建立了一个不同于《广州民国日报》 的叙事模式，即“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左派扑灭本党内之共产党分子”的“反赤运动”。并在叙述中增添了新的元素：首先，该报认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劳工政权不仅是共产党的图谋，其背后还有苏联的政治、军事援助，所谓“共产党曾接到俄人大批军械，此项军械，曾由俄舰运至崖门，由中山舰接载，运至省城东堤东园内之罢工委员会储藏，当日搜查东园时，计搜出俄械步枪一万三千杆，子弹三十万发(按：此系谣言，确否未知)。另由烈宁舰 载来俄官 员六人，系担任发 难时之指 挥”；其次，《申报》还演绎出一个共产党控制的陆海军合作发难的军事计划：“陆军以罢工纠察队训育长邓中夏为中坚，海军以李之龙为中坚”，“约期发难，推倒现国民政府，而建设劳工政府”。由此， 俄国官员领导、俄国枪械援助、海陆军同时发难，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阴谋，其阴谋又为孙文主义学会侦知，蒋介石遂于3月20日发动事变。将苏联放置于叙事之中，则“中山舰事件”不仅是反对共产党也是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因此，对于3月24日政府欢送俄国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 《申报》认为此乃“滑稽新闻”，在宾主欢宴的背后， 实为广州“政府递解俄人出境之最后一幕”。[15]
3月30日，《申报》转香港3月23日消息，再次推翻李之龙与李济深合谋排蒋之说，强调“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建立工人政府阴谋的“新说法”。并分析说：李之龙为“共产党之实力派”， “第一军中受李氏指挥者，可有一师之众，若得海军全部及罢工纠察队一致协助，则大有成功之希望”，于是李之龙步步安排，“排去欧阳琳，取得中山舰长及兼代海军局长两职，至是海军势力，完全隶入李氏范围，倒蒋计划因此进行愈急”。为了证明其分析，该报访员提出“新证据”：事件爆发前， “蒋氏卧室曾发现炸弹一枚，遂立将某近身卫士扣留，审讯结果，供出关系人等甚多，复据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报告，共产党攫取政权之内容，乃和盘托出”，故蒋介石 立即采取 行动，发动 “中山舰事 件”。[16]
3月30日，《申报》以《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
为题对“中山舰事件”的报道
《申报》的信息来源中谣传多于事实，亦不能视为实录。该报作为商业报纸，与《广州民国日报》相比，它不惮于揣测“中山舰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斗争，并试图从谣言和官方消息内部挖掘出合理的政治动态。但由于过度解读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斗争，以及过分取信谣言，使得《申报》的报道有添油加醋、张大其辞之嫌。
尽管《申报》将事件报道为一次“张大其辞”的反赤运动，误打误撞与此后的历史演进有几分巧合，但当时《申报》对这一事件其实并未太过重视。据统计，自1926年3月22日至31日的十天时间内，该报的“中山舰事件”新闻仅有22条，平均每期2.2条，在每期新闻总量达到120多条、信息庞杂、内容丰富的《申报》中，数量不多，也未能夺人耳目。被后世视为“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仅占如此小的篇幅，不得不令人诧异。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广州国民政府极力限制“中山舰事件” 内幕消息的流散，导致新闻媒体消息来源阻滞。《申报》重要的消息来源为香港报纸及《申报》驻广州访员。但事件爆发时，广州当局对“电报局亦加派特别检查员检查电报，邮局亦然，至是晚新闻检查，亦倍严于往日”，[15]严格限制了该事件信息的传播。《申报》不得不抢先于3月22日发表来自香港的消息，而《申报》驻广州访员的报道，则在3月24日之后才陆续到达。因此，广州当局通过新闻检查，控制事件消息流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申报》对“中山舰事件”的报道。
其二，就当时社会看来，北洋政府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国民政府偏居广东一隅，势力较弱。故 《申报》新闻关注的重心在北洋政府，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变动，尤其对当时来说属于 “见微知著”的事件则相对不太关注。
笔者统计了自1926年3月22日至31日这10天《申报》的新闻数据，主要有本馆要电、各社要电、本馆专电、特约路透电、公电、国内新闻等版块，提及广州国民政府的新闻共计83条，平均每日8.3条，但政治新闻最重要的“本馆要电”版块， 这10天中没有国民政府的报道。在此时段 内， 《申报》共登载了1 214条新闻，平均每日121.4条，有关广东政府的报道仅占每日政治新闻报道的6.8%，如前述，有关“中山舰事件”的更少。报纸为吸引读者眼球，往往会通过字体加粗的方式以示新闻之重要，此10天内共有191条新闻加粗，占政治新闻报道的15.7%，但没有一条是有关广东国民政府的。
此时“三·一八”惨案刚过不久，国(民军)奉 (系)战争如火如荼，因此《申报》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北方政局之中。据统计，自1926年3月22日至31日，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新闻计52条，平均每日5.2条；有关国奉战争的新闻达416条，占这十天新闻总量的34.3%，远非对“中山舰事件” 的零星报道可比，可知《申报》的关注重点是北方政局。
其三，《申报》等国内外媒体，很难从当时所谓 “北强南弱”格局中预测出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势头，因此，对广东政权内发生的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当然也缺乏先见之明和辟出重要版面、大篇幅进行报道的勇气。
当时，国民党虽然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但其势力范围局限在广东、广西等少数省份，实为地方性政权，虽然在东征中短时间内就消灭了陈炯明势力，统一了广东，势头迅猛，但时人并未料到它将在短期内一举攻至长江流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最终“统一”中国。而当时北洋政府不仅保持着名义上全国政治中心的正统性，获得西方的政治认同，而且在经济与军事方面保持着“优势”。这是当时国人的一种共识，连广东国民政府的要人胡汉 民也承认：中国 “政治的中 心在北京”。[17](P579-580)因此，《申报》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将关注重心放在北洋政府和北方政局上，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申报》对广州内部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因当时南北政权控制力的现实，并未将其视为一次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事变，重视程度不够，又因国民政府对此事件讳莫如深，而缺乏深入可靠的信息来源，故对其报道不仅猜测多于事实，而且数量少，仅占《申报》版面的极少一部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山舰事件”在当时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
03
“中山舰事件”：报刊叙事的管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
由于各自立意不同，《广州民国日报》与《申报》对同一个事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一者掩饰，一者夸张，两者与历史真实，皆有所脱节。
前者为官方媒体，对国民党政策亦步亦趋，故极力掩饰“中山舰事件”中的“反赤”因素，削减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将其叙述为无关紧要、“至为细微”的局部问题，他们将社会上对该事件的喧传， 斥为帝国主义者的谣言，同时，此事件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联俄容共”政策，南方政局又归于常态，而当时南北政治社会大事件频出，故当时人们的视线很快就从“中山舰事件”中转移开来。这正是广东国民政府、蒋介石所要的效果。
《申报》作为商业报纸，追求新闻的轰动性，故对事件中的“反赤”因素张大其辞，实际并不看重事件的影响力，或者说并不认为这一事件会对此后的中国政治、社会产生关键影响，其新闻报道的重心仍在北方政局频发的重大事件。故对“中山舰事件”的报道，只占极小篇幅，视之为只是国民党与同其合作的弱小的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与国奉战争、“三 · 一八”惨案等当 时人们认 为的 “大”事件相比，则黯然失色。可见，从当时报纸的角度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将会成为 “对历史造成大震荡的历史事件”。
三一八请愿群众与执政府卫队对峙
《广州民国日报》与《申报》对“中山舰事件”的报道，虽因各自立场、态度、认知而与历史真相有脱节，但却有其独特价值，正是当时各方人士观察这次事变的重要信息来源。前者为党报，被看作观察广东国民政府政治动态的官方窗口；后者作为当时中国最畅销的报纸，当然会被人们视为窥知事件一些“猎奇”内幕消息的重要来源。它们叙事的影响力与权威性，塑造了当时中国人对“中山舰事件”的认知。因此，他们未将这一事件视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国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学术命题，今天影响巨大的“中山舰事件”是怎么形成的?应当说，这一事件是国共两党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的需要，各自赋予它重要的政治意义。
国民党方面，随着蒋介石清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和形 式上统一 中国，特别是随 着蒋介石 从1926年开始真正跻身中国社会政治的中心地位， 并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的核心人物，还逐步被塑造成与所谓世界秩序接轨的民族国家建立者和维护者的形象后，“中山舰事件”就成为他的“事功”之一，被赋予了国民党武力反苏反共、“清党的前奏” 的重要意义，这种历史建构持续到他败退台湾后。正如台湾国民党史研究者李云汉所提出的，该事件是“俄共倒蒋阴谋的彻底暴露”，而蒋介石在“四面皆敌，肘腋生患的困境中”，“奋斗决战，死中求生”，最终“戡止大乱”。[18](P483-490)“中山舰事件”作为所谓国民党建立蒋介石统治的生死关节，成为国民党史叙事中被反复强调、赋予重要地位的关键点之一，故台湾学者蒋永敬赋予事件以国民党崛起的历史重大“转机”的政治意义：“三月二十日事件，对于国民党之命运，确为一大转机，它不仅纠正了汪氏之极端‘左倾’之错误政策，亦使国民党之党政与军事，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之地位”；[19]一些台湾学者甚至将其政治意义抬高 到国际高度：“中山舰事件”对“中国命运和世界大局的影响也颇为深远”。[20]
该事件因为主角蒋介石地位的日益重要，自然更为人所瞩目，再加上当事人的讳莫如深、各种回忆的掺杂，以至于被公认为近代史上的谜题。陈公博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苦笑录》时，就将 “中山舰事件”视为与“西安事变”同等重要的历史谜案：“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 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之变，其难解是在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是在结果”。[21](P34)这种观点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台湾的国民党史专家蒋永敬就表示：“中山舰事件”是近代史中的两大疑案之一，是“历史之谜”。[19]这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探究欲，并促进其历史地位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和叙事则截然不同，认为这一事件是蒋介石单方面炮制出来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周恩来指出：“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22](P120)事件爆发以前，蒋介石“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22](P114)事件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22](P121)这已成为新中国中共党史、近代史学界对这一事件叙事的经典范式。该事件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即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多样化的今天， 大陆学界的研究者仍视“中山舰事件”为近代历史的一大关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的重要政治 “拐点”。大陆学者杨天石将“中山舰事件”嵌入国共合作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将它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23](P127)另一研究者黄道炫也强调：“中山舰事件”是“对中国历史造成大震荡的历史事件”。学者们虽然试图强调历史人物陷入历史漩涡时心理变化与政治事件的偶然性，认为蒋介石发动“三·二○事件”，是为了表达内心不满的一次冲动行为，并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但仍将“中山舰事件”视为蒋介石政治生命的重要分水岭。[24]近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对“中山舰事件”的解读， 亦认为是“蒋介石思想政治主张逐渐明朗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并明确“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25](P178、543)
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精彩角力，作为国共关系节点的“中山舰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愈显重要，大陆和台湾学界研究的视野始终聚焦这件“历史之谜”。故无论是作为蒋介石个人政治生命的分水岭，还是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抑或是所谓“蒋介石时代”出现的标志，“中山舰事件”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这就更需要研究者在挖掘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重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的同时，也一定要看到在“历史镁光灯”聚焦下，历史叙事细节的丰富也易造成某些历史侧面新的 “失真”现象，方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山舰事件”。
与历史叙事中热闹异常的“中山舰事件”相比，历史现场中重要报刊对这一事件的冷落，造成事件多种叙事模式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对立，并各自成理，再加上历史当事人的各种回忆掺杂，以至于事件的历史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由此，“中山舰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谜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国民党党史的叙事系统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叙事系统中，“中山舰事件”皆是无法 忽视、跨越的重 大事件。自1927年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继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同时被两党视为重要关键点的这一事件，自然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主流历史叙述的重要一环，其影响力自然也突破了地域性，成为 “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但审视当时的报刊，该事件的影响力并没有漫及全国，《广州民国日报》与《申报》出于各自目的和认知，实际上也都起到了削减事件影响力的作用。“中山舰事件”的即时影响力，就是在蒋介石当局的刻意“掩饰”下，在当时国人普遍认为更重要的北方政局频出的“大事件”的冲击下，显得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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