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们，直接无视了渥太华的复工命令。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工会领袖们甚至准备好了面临罚款与监禁的风险，也要把对抗进行到底。尽管双方第二天就达成了协议，但那短暂的12小时，已经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政府的真实处境，彻底暴露了出来。

一边是总理办公室在劳动节发表的温情声明，说要与工会合作“建设强大的加拿大”，强调“工人是这项使命的核心”；另一边，却是就业部长帕蒂·哈伊杜在罢工开始后不到12小时，就动用《加拿大劳工法》第107条，强行干预。

“他不是我们的朋友，”全国雇员联盟主席阿丽莎·康一针见血，“他只会把我们当作拍照的背景板，可当真正需要解决问题时，他却不会站出来。”

这种言行不一，正在点燃整个加拿大的劳工阶层。

数字不会说谎。2023年，因为劳资纠纷，加拿大损失了660万个工作日。这个数字，是自198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从港口到铁路，再到邮政系统，罢工的烽火几乎烧遍了所有关键行业。

卡尼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强制复工。

过去两年，自由党政府几乎把《劳工法》第107条用成了常规武器。这项条款赋予就业部长近乎单方面的权力，以维护所谓的“劳资和平”。工会现在正把渥太华告上法庭，指控他们“前所未有地滥用权力”，有时甚至在罢工开始几小时内就介入，这严重侵犯了宪章赋予的罢工权。

为什么工人们的怒火压不住了？

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了。加拿大劳工大会执行董事基亚瓦什·纳贾菲说得很明白：“贸易战导致我们面临失业，生活成本持续上涨，人们承受着巨大压力。”他所代表的，是超过300万名工会工人。当这300万人普遍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时，街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麦吉尔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巴里·艾德林把这称为“滚雪球效应”。多年的就业质量下滑，工资涨幅远远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速，疫情后的劳动力市场紧张，所有压力都汇集到了一个爆点。

更深层的原因，藏在议会山。

传统上，工会在国会山有一个代言人——新民主党（NDP）。但现在，这个代言人已经虚弱到几乎失声。上次选举，新民主党遭遇了创党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仅剩的7个席位全部丢失。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工人们在议会大厦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来为他们发声，来影响卡尼政府的决策。政治的路走不通，那就只剩下抗争的路。纳贾菲坦承，工会在本届议会中，已经“不再拥有那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讽刺的是，卡尼政府似乎还想扮演劳工的朋友。就业部长哈伊杜为自己的强硬干预辩护，称这是“艰难的决定”，同时不忘提及自由党废除了前任政府打压工会的法律，还保障了病假福利，甚至在NDP的压力下，禁止在罢工期间使用替代工人。

但这些小恩小惠，在强制复工的强硬手段和削减15%政府运营支出的计划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裁员已经开始，工会感受到的不是暖意，而是寒冬。

卡尼政府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为了稳住受贸易战和通胀冲击的经济，它必须压制罢工；但为了兑现自己“亲劳工”的竞选承诺，它又必须做出安抚的姿态。这种左右摇摆，最终导致两头不讨好，彻底失去了工会的信任。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们用行动证明，当谈判桌上的善意消失时，他们敢于逆势而为。这不仅为自己赢回了筹码，更可能为后续所有工会的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